我看，说这是法国家常菜的一大特点，要我猜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我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出来。我旁边一个好心的法国小伙子看见我总也猜不出，很同情我，他希望我容许他帮助我。我说：当然。法国小伙子在我面前旋转了“纺锤”的顶端，立刻就有被碾碎了的胡椒粉飘洒下来，使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极大的喷嚏。法国小伙子慌忙地向我道歉。我正要说没有关系，可出口的又是喷嚏。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，我的笑声尤其失去了控制，嘹亮得近乎于放肆。

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，发生在餐馆里显然是有一点惊世骇俗的。这惊世骇俗的笑声惊动了几乎在餐馆进餐的所有食客。在离我们的餐桌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。他朝我们这边张望着。这个人就是我好几年没有见到的，我的好友大毛。

世界这么大，欧洲的国家这么多，德国的城市也还有许多个，柏林的餐馆无计其数，人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轨道，大毛有他的，我也有我的，我后天就要回国了，可是，我们就是遇上了！这是多么玄乎的机率，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。在这种机率降临的时刻，不由人不震惊，不由人不兴奋。我们都向对方奔过去，我绕过一张又一张餐桌，不时地撞在人家餐桌的拐角上，我口里干脆不间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我们相会在法国餐馆那充满了艺术情调的酒柜前。法国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，孩童般天真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，用人类都能够会意的语言说：嘭——这是开香槟酒的声音，他在祝贺我们。我们在香槟酒的声音中稍微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拥抱了。这是一个没有更多意义的入乡随俗的拥抱，仓促而短暂。在法国餐馆的环境里，在法国酒保的祝贺下，我们除了拥抱好像别无选择。

饭后，我们与各自的朋友告了别。然后我们就近去了路边的一家酒吧。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比较能够喝德国啤酒了。我们在高脚凳上坐着，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。玻璃窗外是德国冬天的毛毛细雨。雨丝在路灯下时隐时现，像个幽灵。酒吧的墙壁上到处是彩色颜料的涂鸦，和柏林大街上被年轻人乱画的墙壁一样。我不知道酒吧的墙壁上是年轻人乱画的还是艺术家认真画的。我和大毛在酒吧聊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，我犯困了。我的头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，立刻就昏头胀脑，语无伦次起来。大毛将我送回了饭店。我用钥匙打开饭店的门，自己摇晃着走了进去。

由于大量的啤酒，我和大毛在酒吧里的谈话随着谈话的发生而消失着，就像春天里的雪花，根本不等落到地面就融化了。现在还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幽灵般的雨丝，酒吧墙壁上的涂鸦和挂在酒吧门口的酒幌子。最后我向酒吧招手道再见的时候，唯有它在给我回应。

第二天，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了。上午十点，我被大毛的电话唤醒。他已经来到我的饭店了，坐在大堂里看当天的报纸。我还是坚持吃了饭店提供的免费早餐。之后，我坐上大毛的小车。我们去看了残存的一段柏林墙，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了一个多小时。因为这一天是周末，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遵循德国的法律规定而关门歇业。我们就回到了大毛的住处。大毛的住处也就是他们公司的所在地。他们公司租用的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房子，据说曾一度是某位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。公司的几个德国人都休息度周末去了。大门紧闭，花园树丛参差，杂草繁密。从外表看，这幢楼房已经是风烛残年了。大毛用遥控器打开了车库的卷闸门，我们直接从车库进到了房子里头。我发现我首先进入的是厨房。厨房的明亮，洁净和现代化使我顿时对这古老的旧屋产生了相当的好感。当然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我永远是幼稚的，更精彩的东西总是在后面。大毛带着我参观了这幢豪屋的每一个角落。地下室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整套桑拿设备，还有豪华的更衣室，精致的化妆间和舒适的休息室。

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装的全部是机器设备，那儿有一只圆形的表盘。

大毛说：很简单，如果你想要哪个房间是多少温度，你就扭动一下指针。

我没有去扭动那根指针，我相信德国人会将机器制造得无比精密。外面飘起了雪花，我穿着一件牛仔衬衣，赤着脚走在温暖的地板上。一种制暖的热油通过地板底下纵横交错的管道网络，将整幢楼房均衡地温暖着。纯粹是出于情调的需要，也是出于不忍心拂逆过去的老房东的善意，我们还是点燃了客厅的壁炉。老房东在出租这幢房子的时候，他特意劈了一垛木柴，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。大毛说这垛木柴至少可以烧两个冬天。我听了这话就毅然地跑出去抱了几根木柴进来，在壁炉里生着了火。
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在摄氏零下15度的冬天里，穿得轻松单薄，光着脚丫子，坐在火苗熊熊的壁炉前。

鲜花在窗台上盛开。餐桌上有一大盘肥硕的水果。

德国最好的莫芝尔河的白葡萄酒在玻璃杯里泛着浅琥珀色的柔光。客厅的一面墙壁是整面的落地玻璃，反映在玻璃墙壁上的，是户外自由的绿树和青草，是石阶侧面默默无语的青苔，是被穿着大衣的老